中国复临信徒的历史使命

 

原创

王敬之 2022.11.24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的家人，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通过网络，在这个安息日来思考一个与中国复临教会非常密切相关的题目：中国复临信徒的历史使命。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地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将复临的信息传到中国，也感谢主我们这一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复临信徒得以在疫情之中蒙主保守。我们今天要一同藉着安息日的时间，思考我们的历史使命，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从1902年复临信徒来到中国，到2022年，中间正好经历了1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走过了120年。如果我们将这120年以30年作一个划分，那么中间应当是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最近上海的焦洪志牧师安息主怀，他的去世，实际上也为他们那一代人画上了一个句点，也激发了我在今天来作一些分享。

早在几年前，我就私下和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探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时刻点，更是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个主题的契机。

中国历史常常把30年作为一世，因此120年可以分为4个历史阶段。当然，每一个时期的发展各有不同，我们大致来分一下：1902年到1932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开拓时期。从传教士最先进入，经过语言的学习，再逐步进入到中国社会，出现最早的一些复临信徒。中国的福音工作开始展开，初见成效，为第二个发展时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以30年来划分的话，是从1932年延伸到1962年。这一段时期涵盖了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个快速的发展过程，以及经历历史巨变的一个时期。在这30年间，我们勉强把它作一个划分。就分两段：前一段是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迅速地发展壮大；后一时期是进入它的一个历史转折，一个大的历史的改变所带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整个发展，它的生存面临新的挑战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以1949年为一个区段，作这样一个基本的划分。

 从1932年到1949年这17年间，当时全球总会的期刊上，基本上头版、封面都是对中国圣工的报道。那么当时中国的圣工有一些什么特点？一个是机构非常的庞大。教会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建立了一个当时在世上比较复杂的庞大的教会的宣教机构。二是那时圣工的发展也有突破。从健康、医疗布道方面，因为有张学良少帅捐赠的帮助，也使得教会建立了一些疗养院。

  另一方面，是教会和当时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甚至总统的医生、总统的护士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宣教士。从这一点看来，它的发展是进入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期。

 第三个方面是印刷、文字布道在这个时期也非常有长进。早期从东北到后来日本和中国之间战争全面的爆发，经历了许多的战乱、逃荒，百姓渴望平安。我们教会带来的复临信息，带来的世界末了，带来的天国的展望，带来的基督迅速的复临，特别还有每个星期六对天国预尝的安息日，给当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教友的人数也迅速的增加。不过，教友人数在当时也还是围绕着机构的发展，大部分人进入我们的印刷所，进入当时的疗养院等等来进行工作。也就是说工作人员占了相当的一个部分。

 这个时期除了所提到的医疗、文字布道等等，教育也进一步地发展。当时出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建的各种研究所，教育研究社、三育研究社等等。我前些年有一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回顾，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看那一篇内容，讲得非常详细。讲了各个阶段的人物、事件、名称、机构、组织等等，这些内容在此就不再进行重复。

 在第二阶段，宣教士们掌握了中国的语言，也有了一些翻译。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对《但以理书》、《启示录》的研究。用中文出版，直到出版社的建立，所以文字工作发展得很早。到1934年时，《历代愿望》就已经在翻译；这时也已译出来《喜乐的泉源》以及《传道良助》，这都是比较早翻译出来的。

这时期，因为当时的会长是米勒耳医生，当然他们自己所写的书在教会机构也被大量的翻译印制，反而使得怀著的翻译被滞后，就停下来了。当时有翻译社、翻译小组，这批人的中文基础非常好，英文也学得很地道。早期在教会中有一批相当不错的人才，但很可惜的是，怀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大量的被翻译，而是翻译教会机构的文件、教会当时领袖们的一些著作。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首先是外国宣教士的撤离，在解放军还没有进入上海之前，他们就已经全部撤离。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交给中国的教会，无论他们是成熟还是没有成熟，这时他们都必须担负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全面的工作。

 如果以1950年来看，当时林大卫牧师接手中华总会行政干事--行政秘书，也不过就34岁的年龄，非常年轻；徐华牧师等等，这些人都非常年轻，都处在青年时期，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但是很快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改变，因为南韩和北韩发生战争，中国卷入其中。

当然这次韩战有不同的历史解读，但有一个企图，是美国希望这时候吞并中国，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在中国出兵之前，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就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也因此过早地透露了美国出兵的目标，最后杜鲁门就把他撤职。这一个在二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美国将军被撤职，召回美国。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事实。现在有很多研究历史或亲美人士，甚至一些反中人士，他们通常不太注重历史，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这是一个硬指标，说明美国当时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就保家卫国，出兵朝鲜。但是又不能以国家名义，于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美国当时纠集了16个国家320万军队，中国军队以非常简单的装备，在刚刚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又和世界头号军事武装抗争，最后取得胜利。也让不可一世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有所降低。这一仗，也保障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再没有受到外敌的侵入。美国虽然有第七舰队穿梭于南海，但是中国的和平年代由此而展开。

这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当时国内宗教的变化。我为什么要重讲呢？因为美国是当时韩战的主力军，中国知道我们就是和美国打仗，那在国内就要实行统一。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来治理宗教。因为当时面临着城市的接管，很多扛枪打仗南下的干部，大字不识一个。要进入到城市全面接管中国的各大城市，是有困难的。并且当时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如何进行改造，收为国有？土地怎么办？一大堆的问题，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宗教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打算来对付宗教。

因为美国在韩国的战争，所以中国必须让国内的百姓有个表态，特别是紧跟美国的这些宗派（民间的人士）进行表态，期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首当其冲。为什么？因为这个组织在民国时期走到最前卫，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它所有的经费来自于美国，传教士大批的来自于美国，当然这个机构就应该做个表态。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宗教团体，应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你站在什么位置，站在哪一边，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中国宗教界发起了“中国爱国运动委员会”，要表现出爱国，基督教也要爱国。现在很多人对“三自”非常反感，这是有很多的政治情绪在里边，但请大家不要忘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传教士已经撤了，在没有看见一个解放军时就已经撤了，你不“三自”也得“三自”，必须自立。不单自立，同时还需要爱国。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外部、内部的环境，使中国出现了“三自爱国运动”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不仅在基督教，在其它宗教也是这样的。

在这大的旗号之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并没有马上遭到灭顶之灾，而是出现了一个变革。内部有一些人在当时的学校发动了“兵变”，这些人主要是中国苏北的工人。也算是历史的原因，在当时中国那个时代，大上海人就有点看不起其他地方人，苏北人历来被人所轻贱。上海的保护区有很多苏北人。这种态度、这种风格在教会里没有消除，使得当时的苏北人很反感。现在时机来了，政府鼓动这些苏北的年轻学生夺权。这些上海的牧长们，平时不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的，他们也就不客气了。所以这些事情，过了几十年回头看，双方都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们常常会带着比较浓厚的个人情绪、个人情感，对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常常会作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现在也不去分析了，会伤到一些人的情绪，会忽略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很正常。在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有种族的问题，就有白人和黑人的问题，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天都不能算完全得到解决。比如我有几次在总会去拜访一些朋友，他们也讲这里有一个叫white supremacist，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只要你是白人，就很容易获得总会的工作和职位。比方说我们教会的南美人, 南美人肤色是白色的，也属于白人的一部分，大量教会机构的职务都是南美人所负责。这些现象古往今来都有，我们不去评说，因这是一个现实。

 作为个体，特别是在作历史回顾的时候，还是可以客观一些。当然我的客观也可以说站在我的角度的一个观察，是否真正的客观中立，符合当时的情形，恐怕要各有各的说法。不管怎样，当时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这些被赶下台的牧长们当时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大量的好时光浪费了，现在一下子机构失掉了，经费也没有了，怎么办？生计都难以维系。这个时候圣灵工作。于是，在没有了教会工资的情形之下，在没有了教会的支持之下，在没有了教会翻译社的情形之下，开始了预言之灵五大著作的翻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常常如此，在和平年代大家都不太珍惜，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时人的觉醒、成长才是真正一个好的时期。

读预言之灵看到，约瑟在家里娇生惯养，父亲特别宠爱他，他的命运真正改变，就是被卖的那一夜，可以说一夜之间成熟，他的人生发生重大变化。后来他非常的智慧，非常的忠诚，因经历了这场大的变故。中国教会这时出现的一代，就是从第二个历史时期延续过来的这一代人。他们在那一个窗口——中国还没有完全安定的情形之下（窗口时期），翻译了大量的怀著。像焦牧师那样的年轻人参与印刷，参与把当时翻译的怀著油印分派。林大卫牧师当时30多岁，焦牧师当时是大学生（他比林大卫牧师年轻15岁），这批年轻人积极参与圣工，不惧当时的各种危险挑战。他们当时所表现的这种信心、勇气，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教会值得骄傲、值得永远传播的一个时期。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发展和那样一批忠诚的复临信徒，这些当时被外国人看来严重不成熟的中国复临教徒，完成了中国复临信徒和复临使命的传承。

到1958年，林大卫牧师被判入狱，他被抓的时间早一点，但真正判刑宣布是在1958年。在此前后，那些年轻一点的人，像焦洪志牧师当时很年轻，他也在1957年这个时候被捕入狱，被判12年，发配到青海。用一个俗话来讲，不太好听，青海叫鸟不拉屎的地方，就像美国一些监狱、苏联西伯利亚的一些监狱，它没有什么监狱围墙，就把你放那，你也跑不出去。青海的条件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焦牧师在青海监狱服刑，是经历患难，条件也很艰苦。但是主也很看顾他，作为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医学院辍学生，也能发挥他的专长，学有所用。林大卫牧师在监狱里边修理水泵、农用拖拉机等等。他们都受到了善待，主看顾他们，保存了力量。

这是一个大变革时期，你愿意或不愿意，它都已经发生了，画了一个句点。外国传教士主导中国宗教事务的时代过去了。

从1962年到1992年这30年，也是有一个大变革时期。前期是宗教的紧缩，甚至于完全禁止；到80年代时出现了变化，新的宗教政策出现。从1980年到1992年的12年间，中国宗教开始回暖，春风吹进，使大地回春。在1988年，上海沐恩堂开始聚会，标志着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重新来到公开聚会的时代。

中国宗教从50年封闭到80年开放，这中间30年，是一个保存实力的阶段。信仰在这个时期不仅得到发展，而且得到传播。在1950年，信徒大概就2万人；到90年代初统计的时候，信徒的人数已经有30万人。那这30万人是怎么来的呢？有大批的人就是看了这些油印的手抄本——预言之灵的著作，得以保存和发展。

这个时期今天能看到的史料非常有限，但这个时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很多忠心的教友，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这一代人留给我们精神的、属灵的遗产，就是保存和在艰难的情形之下进行发展。他们做到了。

从1992年到2022年，中间也是30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一个发展的高峰——90年代进入这样一个高峰期，逐步进入了一个“半衰期”（借用原子物理里面的一个说法，叫进入一个“半衰期”——衰落）。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属灵状态、信息各方面，从一个高峰一下子滑落下来。我们不去分析各种原因，看这么一个现实就行了，现实就是这样子的。现在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一个封闭的、闭塞的教会，现在也和全球教会发生了联系。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内部环境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种种变化综合在一起，出现了今天教会的局面。

2022年，特别是焦洪志牧师去世，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点。就是之前给我们留下属灵遗产的这一批老一代基本过去了，迫使我们今天这一代人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承接他们留下的属灵遗产，怎样在今天发展以及给未来的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属灵遗产，带来怎样的榜样和鼓励？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回顾120年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发展，它有两个高峰期，这两个高峰期各有特点。第一个高峰期，就是1932年到1950年期间，是由教会组织所完成的各种机构的设置、计划，疗养院的建立，印刷等等，但是这工作主要是教会组织完成的。当教会组织没有了以后，这些工作也就停下来了。

1950之后，当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包括时兆出版社，也随着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去了台湾。那到台湾以后的发展和现状，用四个字来说，叫“惨不忍睹”，一切尽在这四个字中间，不再多说了，多说也会伤及到很多人的情感。但是现实就是现实，惨不忍睹就是惨不忍睹。

之前有一位黄彦超牧师，连续做了两任总会的行政干事，他这个人也算是敢于直言的。我有几次开会，他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戳破，都不说，彼此装假，这成为教会时尚。他说这种恶习必须改正。当时说到一个问题，从他做行政秘书以后就要戳破这一点，就是要把教会的教友人数重新登记，看一看究竟有多少？台湾当时号称7000人，登记后大概是3000人，其他的就不说了。总之，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不说穿的现象，在今天的教会还是存在的。在中国智慧中，“看破而不说破”称之为一种智慧。保罗看到彼得也有这种智慧，保罗就当面戳穿他。有时候需要彼得，有时候也需要保罗，上帝喜欢哪一种，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我们究竟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上帝的喜悦，大家心知肚明。

我们回顾这样的120年，会看到有几个特点，刚才提到了前30年的一个高峰，后面也出现一个高峰。就是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到90年代，到2000年之间的这20年，没有机构的统一规划，有很多教友自发地传福音，自发地建立疗养院，自发地印刷怀著，可以说也是一个高峰期。所以就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按照今天的情形，以中国经济的状态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出现了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国有经济，一条腿叫作市场经济或者私有经济，两条腿发挥国家计划性和个人能动性、创造性的两个办法。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变化，创造了一些奇迹。

你说现在经济有没有衰退？我们现在不需要评论中国今天的经济如何，而是要看一个总的趋势。中国在70年代多么落后，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上强大，怎么会到这一天的？就是出现了这样两个机制。

也有人因此提出中国教会应该参照一国两制，出现一主两制：一个主有两个制度，一个是教会组织的机构制度，一个是平信徒自发的、自主的工作制度，齐头并进才有可能健康的发展。当时这样的说法，也被应用到注册登记的教会和没有注册登记的家庭教会。无论你从教会组织来看，还是从它具体的工作来看，一主两制对于教会的健康发展，都应当是一个良性的思想，良性的一种意识形态。

如果再把眼光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展开，放到更大的一个环境之下，你会发现不光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其它的教会在80年代到2000年之间，也出现了一个复兴。在复兴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主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那些在逼迫中坚守真理的人，对于教会的复兴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从《善恶之争》都能读到是吧？为什么今天没有逼迫了？因为教会跟世界非常相近了。什么时候像早期教会的敬虔再次出现，逼迫的风云必然再起。对于逼迫，当然没有人去主动要求逼迫，但是真正有逼迫来临的时候，也不用畏惧。真正挺过去的这些教友，他们是福音复兴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榜样给其他人带来了信心，带来了鼓励，带来了勇气。

第二，有一种自觉的福音中国化。福音中国化不是要福音政治化，这一点常常让很多教友对于讲中国福音化、福音中国化有一些保留，他们认为这中间掺杂着政治因素。其实你要跨越政治来思考，从纯粹的宗教本身来思考。佛教进入中国，也经过中国化。中国词语有三、四万个，开口就不能不说到佛教的词语，比方说“认识”、“世界”都是佛教的词语，之前没有的。它让佛教在中国立住了根基，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部分。老百姓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外来的宗教。

中国的福音工作要走怎样的一条道路？这时大家都很熟悉的小敏的歌曲出现了，就是90年代出现的，她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罢了。小敏歌曲的出现，她歌曲的曲风，（当然她没有完备的福音的真理，不认识三天使信息，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她的歌曲）给中国教会带来了一阵清风。小敏的歌曲，不光在礼拜天的教会很流行，有很多歌曲我们也乐意去唱。所以它就是福音中国化的一部分——赞美诗中国化。

这是教会的领袖应该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目前从中国的政策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会还不在全球总会的框架之内，还是三自的教会。全球总会和中国的协定还是要尊重的，只是负责中国事工的华安联合会，它的性质有一点点变化，从原来一个联络、资讯的机构，逐步地发生一些职能上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不去展开）。在其他教会的整个国有化、本土化的过程中间，一定会有领袖的本土化。

比方说举宗教的历史--达摩。达摩来到中国创立禅宗，可是真正把禅宗发扬光大的不是达摩，是六祖慧能。六祖作为一个没有上过佛学院、没有上过神学院、一个大字不识的，但他的经典就作为中国唯一的一部佛经出现。这是历史，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历史。

另外一个叫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说它是个宗教，我觉得应该也不过分，早期有国际共运的一些国际领袖。但是真正在中国扎下根，他是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人，它的领袖必须是中国人，这个运动才有可能良性的发展。外国人不可能领导国内的事物，这是眼前可以看得见的事情。

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环，除了福音的诗歌，讲道、它的领袖这些方面，会不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需要我们去思考。

现在在教会，复临运动每五年一次，为什么？五年开一次全球代表大会，五年教会机构一次重组。这时就有很多人被运动，有些人运动上来了，有些人运动下去了，有些人退休了，有些人的职务发生变化了。所以，五年一度的复临运动就成为教会机构比较关注的事情。

在五年一动的架构之内，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构在变，但这个社会的变化并不是按照五年一个周期在变化。我们每五年就提出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口号，这是符合教会机构的发展。因为换了人了，所以前任做的基本上不认账了，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新的领袖，他会有一些新的主张出现。无论前任做的如何，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都要弄出一个新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叫不作为了，这个可以理解。

但福音禾场是不是遵循五年一变呢？还是说从上面下来的变化，就符合世界各地的需要？这是中国教会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你必须面对今天已经成为的现实，而面对这个现实，教会是跟着这五年一变的方向跑，还是针对你所在的教会的现实，持守符合当地福音发展方向的策略和计划，这就需要教会领袖的勇气、胆识。

在教会与社会，永远有一批人他是跟着上面走的。永远有这样一批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一直在这里边工作？但是，也需要有另外一批人，有另外一种眼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教会团结、统一的大原则之下，灵活地适合本地的发展，做出一些调整、变化。这方面的智慧也应当有，这样，我们才能敢于、才能撑得起来，担当历史的使命。因为我们没有忽视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现实。当我们承认它、认识它、分析它，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来建立我们的发展方向、策略、计划，这才是我们勇于面对历史，和承担我们的历史使命的负责任的态度。

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经过120年，也应该出现一些民族化、本土化。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在这我也可以再说一下），所谓中国智慧和希伯来智慧，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只不过上帝让希伯来人用文字记载，在文字之前它也是口传的启示；中国的祖先也是口传的启示，他们接触到了口传的启示。所以中国智慧、中国传统中间，真正有价值的，都来自于天启。你把这个部分拿掉，中国智慧没有什么可言的，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

我们保存的中国智慧，保存中国值得骄傲的东西，还是来自于天启的，是天道，是圣人。这就和《圣经》是一致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来源。很多人在国内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文化教育，包括现在的中文教育，也是经历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教育。它只是中文教育，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教育；我们说的是中文，但我们欠缺的是中国文化。中文，中国文化教育，首先天、地、君、亲、师，首先一定是敬天的，你没有一个敬天的态度，怎么叫中国文化？那就不能叫中国文化。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接受的是现代教育，是用中文作为媒介所接受的现代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们很多的教育，很难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中国文化，而更多的是现代的文化，现代的观念。

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就是如何把本来就是属天的文化，让它重新传回娘家，重新传回来。这两者不要互相排斥，而是找到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道方式，一种本土化的传道方式。这需要去探讨，（而不是因为喝了点洋墨水，其实我洋墨水也没少喝。）可以朝这方面去探索，当你真正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源头的本质时，你思想上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方法会有新的变化。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如何让福音在中国生根建造，一定要有语言的文化形式。虽然形式不重要，但是形式确实是吸引人的一个方向。比如中国人就好写书法、写对联等等。一个佛教的和尚、一个大师随意挥毫，可以写帖字什么的，而有几个牧师能干这事儿？没有。牧师接受洋的教育，你让牧师用美声唱法唱一首歌，他能行；你让他用民族的东西，他不行，他做不到。这些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对人的初级的感官、感觉，会有判断。什么时候中国的牧师们能开口不再说洋文，开口就说中文；手拿起来就能提字，写出很好的文字、很美的中文的话，中国福音化有希望，中国教会发展有希望。什么时候我们还把对外国文的注重超过对本国文的注重，这福音没有希望，福音的发展也不可能出现大的改观，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本国文字的重要性。

怀师母也常常讲，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学外语，青年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本国的语言。牧师们在学什么，你就知道他的教会、他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可能成长，教会有没有可能发展？这就是一个方向。这些事情不单是牧师们，就是我们每一个教友都要去思考。我年龄慢慢也大了，就在想我也写了不少书了，但我觉得对自己的亲友作的工作不够。写一本书也许能造就教会里面的一些人，有一点点帮助，但是如果我花这样的时间在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身上的话，那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亲友们来归向主？我也在检讨我自己。

大道至简，是中国历来的智慧，这也是《圣经》的智慧，耶稣讲的东西都是大道至简。这牵涉到我们解经的方法，我们的发展方向。究竟是搞那些繁琐的解经方式，还是学会大道至简，这将成为中国福音方向的一个新的思考。

第三点，就是福音的诗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有过一些福音的诗歌，但是传唱度不是很广，因和中国文化结合的诗歌有限。我也一直希望有其他人做这个工作，但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就勉强写了“寻你”和“道的传人”两首诗歌，希望能被教会内外接受，成为一个布道的工具。在此也呼吁我们有负担的，有这方面天赋的弟兄姐妹，多多地投入福音诗歌的创作，特别是布道的诗歌，引人归主这方面的诗歌，让它更有民族性。用情感表达民族情绪、情感，引更多的人来亲近十字架，归向主。

再有一点，就是要破除君王思想。在《圣经》里边，上帝帮助以色列人建国，但是跟他们讲，你们不要立王，不要向外面其它国家学习。《易经》里说“群龙无首”是“吉”。不要立王，不要搞君王，一切为王是瞻，这不好。我们只有一位主，圣灵来规划一切。我们在一个教会组织架构之下，统一行动，但又充分地让圣灵来带领每一个人，在祂的范围内为主、为天国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很容易出现君王思想，搞一个小山头，自己就像山大王似的。一个人的这种君王思想如果不破除的话，中国教会也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因为只有以上帝为我们真正的主，所有的人都是仆人，都是臣民，我们服侍一个主、服侍一个王，这样我们的发展才会好，不会出现独裁，不会出现一个人的意思代表教会机构的意思。

你说这个人他不完备。我要说我自己也在教会机构之内，对里边的事儿还是知道很多的。我可以没有必要说这些事，但还是要强调：我们自己必须每一个人站稳脚跟，知道你是在服侍谁，你是在跟从谁。每个人意识到个人的主、个人真正的榜样和个人的历史使命，我们中国教会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才能有真正的发展。

我们老一代那些为主受过逼迫的，以焦牧师的去世可以说标志性地画了一个句号，画了一个段落，但还有一两位还活着的。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性的方向。它提醒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应该要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传承什么？我们继承什么？我们发展什么？我们给未来留下什么？

我们要正视我们的历史使命感，要破除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要全面的合作，要比世界上出现更好的精诚合作，在不同的位置上、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环境下，用你周围、你当地能接受的最好的方式，来推动天国的福音，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当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出现更加紧迫的时候，这正是中国福音迎来新的高峰，迎来一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有逼迫的风云之下，能坚守真理，能树立新的榜样，给教友们带来新的信心之人。

我们无非有两条路：逃，或者是迎难而上，直接面对，只有这两条路。无论采取哪一条路，相信我们今天这个时刻，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时机，是中国教会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求主帮助我们。

总的思想，是意识到我们必须对历史承担起责任，不能再指望80多90岁的老人，他们都纷纷离去了，更年轻一代的要担负起你的历史使命。山头主义、互不合作、互相拆台，这样的思想要拆掉。另外，我们也不能说只是拿来主义，这是不行的，必须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形，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布道方法，引领中国人来归向主。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地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你是何等地爱我们中华民族，正如我在歌中所写的：道贯古今，照耀中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你对我们的看顾，都有你带领你的百姓走过无论是光明还是幽暗的时刻。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之下，我们有许多心知肚明但难以言说的现实的背景。主啊，愿主你赐给我们各地的教友们有充足的智慧，有满满的信心，有无畏的勇气来跟随主，将你美好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献上这样微弱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